□ 卢同根

　　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地处江苏淮南、淮北两大盐务局的中心地带，有着2200多年历史,也是南船北马交会之地。这里水运发达，清乾隆年间盛极一时,与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四大都市"。从近年来该市建立的“中国漕运博物馆”看就足以说明。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处在五味之中，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有油没盐，难辨香甜。”再丰盛的饭菜如果没了盐就没了味道，而盐也是人身体本身不可短缺的元素。出生江苏盐乡的周恩来总理曾在不同时期三次亲自过问“盐事”，与盐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军时期周恩来与盐的情缘

　　1931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其目的就是想把新生的共产党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在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计口售盐”，实行“封锁匪区办法”，不让“一粒米、一撮盐”落入共产党手里，甚至连“水”这样的液体都不许带进苏区。

　　而中央苏区又无法产盐，按每人每天食用5克盐计算，数百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起码要在数十吨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群众因为长期缺盐，头发变白，身体浮肿，患上了各种疑难杂症，甚至丧失了生命。许多红军指战员也因盐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面对如此严酷的“盐荒”是坐以待毙，还是杀出血路？苏维埃政府的策略是：开展自救运动，推广土法熬盐技术，缓解用盐压力。同时从领导做起，实行最低用量标准，决不许搞特殊。当时规定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周恩来以身作则，坚持执行最低食盐定量标准。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以至于因食淡而晕倒。由于周恩来的身体力行，从而保证了苏区军民渡过了难关。

抗战以后周恩来与盐的情缘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华中局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全面接收“两淮”盐场，展开与盘踞在以连云港为后方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为期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苏北解放区的盐场，素有“华中金库”的美称，除保证百姓食用以外，更是华中地区机关部队装备给养的重要支柱。1946年2月，苏皖边区政府在灌南汤沟成立了苏北盐垦公司，在“两淮”盐政总局领导下，从事原盐生产和销售，支援解放战争。

　　当时，堆沟港是灌河入海处海河两运的天然良港，建有五千吨级泊位水泥码头一座。在这里可以从内河通往苏皖边区各革命根据地，海运也可直通青岛和上海等各大港口。日本鬼子投降后，堆沟的港口码头就被盐务部门接收、管理与使用。码头虽然原为运盐专用，但当时处在战争环境中，除了积极支援前线，以及改善后方人民群众生活外，也承担盐以外的其他较大的运输任务。在苏北盐垦公司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利用这个港口和码头运出了大量原盐，并接转了大宗粮食和其他物资，对当时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解放战争的支援，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6年8月的一天，港口忽然驶来了一艘美国登陆艇，装载一部分中华救济总署运给苏北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停靠在码头上。同时工作人员接到苏北盐垦公司经理刘云带来的一纸密封的便条，上面写着“救济物资卸完后，原船立即上盐三万担放行”。按正常放盐手续应该是购盐者先到公司财务部门缴清购盐款后，再到稽征部门纳税，最后才能拿到放盐单，凭放盐单放盐。如果只凭经理一纸便条，就放盐数量如此之大的盐，是不符合手续的。看来这之中一定会有隐情。

　　为了弄清原委，工作人员在责任心的驱使下，拿着便条找刘云经理问个究竟。原来是蒋介石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急需活动经费。这三万担盐是上级专门派人来安排的，通过一定的关系，利用为中华救济总署运送救济物资的美国登陆艇，装这批盐至国统区，待盐运抵后的销售全部收入作为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的活动经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由于保密的原因，所以发运这批盐不能经过那么多部门办手续，也不宜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而在这批盐运往国民党统治区上海销售的运输途中，曾被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税警团缉私大队所查获扣留，中共南京办事处董必武知道后，专门给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写了一封信，由缪秋杰好友何遂的儿子何康专程转交，缪秋杰接到董必武的信后当即批令税警团缉私大队将此批食盐放行，才使得此批盐的运输和销售顺利落实。后来这件事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何康在全国解放后曾任农业部部长。

建国以后周恩来与盐的情缘

　　周恩来总理事无巨细关心民生，多次便装出访体恤民情。因曾受“盐事”困扰，深知盐的重要，建国后曾发生“盐价涨了一分，引起总理关注”的故事。

　　周恩来夫妇因工作忙，难以管理家里的财务，一切收支都是由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掌握。家里不管谁买什么东西，经手人都必须开好发票，然后至少有两人以上签名，才能去报账，然后每个月月底，再由管帐人向邓颖超通报一次账，而周恩来一般很少过问收支情况。60年代中期的一天，周恩来突然对司机提出听听家里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便翻开账本，如实向周恩来一笔一笔汇报起来。“停。”周恩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杨金铭，问道：“食盐应该是每斤1毛4分钱，你们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钱?”

　　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杨金铭便紧张起来，赶忙放下手中的账本，跑去找来了当初买盐时的那张原始发票，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咸盐一斤，壹角伍分。”

　　周恩来接过发票仔细察看后，眉头不经意皱了一下，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了电话打给有关部门，询问民用食盐每斤为什么比原来多了一分钱，当他得知是因北京卫生局为预防市民患肿脖子病而对食盐普遍加了碘，根据成本对食用盐价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钱后，周恩来这才放下心来。总理认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日常用品，没有正当理由是绝对不能随意涨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考虑他自己的收支,而是借听账来了解市场和社会,以便指导和决策国家。可见周恩来不仅心细而且做事认真负责，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