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正兴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不久前也是我入党71周年的纪念日子。有很多红色记忆历历在目，有必要记述出来，让后辈们牢牢铭记。

我出生于1928年，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1952年，我从台北盐场开太所调到程圩所担任党支部书记、一长制所长。那时所里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一张旧方桌、一条凳子、一支自来水笔、一个大草纸本。办公室和卧室连在一起。

我到所里以后，因为没有灯，一到晚上乌漆麻黑地什么也看不清。记得是老会计赵绍环同志找来一个小酒瓶，把这只酒瓶擦得透明净亮，特意用它制作了一个煤油灯。这个煤油灯穿捻子的铁皮管比其它煤油灯管要粗，所以点亮后冒出的黑烟特别多。这盏灯用了一年多后才换上罩灯，就是人们俗称的洋油灯。

每天太阳刚落山，老会计就给灯里加满煤油，天刚麻麻黑，我的办公方桌上这盏特制的煤油灯便亮了起来，红红的灯火，把办公小房间照得明明亮亮的，使我有精有神地整理工作日记，总结生产中的好人好事。有些好经验我还把它写成稿件寄给“淮北盐工报”等报刊，许多文章都在报上刊用了。从此，我就一边工作，一边把好经验寄给相关媒体，可谓是“长夜过春时，灯下写文章”。任它春夏秋冬，不避严寒酷暑，走到哪里，就调査了解到哪里，把深情的笔触及到哪里。盐圩下的生活是平淡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晚上，我总是点着洋油灯在办公室整理日记，写总结汇报和其它文学稿。直到1958年，盐圩里各户人家才通了电，装上了电灯。

回忆起来，煤油灯的亮度当然与电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煤油灯给我留下的印象怎么也抹不掉。当年盐民的父辈都没有文化，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我在煤油灯下学习、写材料时，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总想多学点知识。

1988年我离休了，搬到了城里居住，家里换过好多次台灯、吊灯，从白炽灯到日光灯再到感应灯，样样俱全，现在还用起了声控灯，晚上起床时，拍一下巴掌或咳嗽两下，灯就会自动亮了，十分方便。社会的进步，使得用煤油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每每想起老会计为我制作的那盏煤油灯，总是心潮起伏，难以忘怀，将激励着我在晚年更加地发挥余热，为党作贡献。